明王朝专制主义的文化一统政策，以行政暴力干预意识形态，制造刻板、冷酷的思想统治秩序，对明代历史的发展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在功名利禄的引诱与严刑酷法的威逼之下，士大夫的唯一出路是死读经书，奋进于科举仕途。他们只好闭眼不看现实，闭口不议朝政，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见人斫轮只袖手，听人谈天只钳口”[35]。所读之书，又仅限于指定的《四书》、《五经》及程朱理学，“自四书一经外，咸束高阁，虽图史满前，皆不暇目”[36]。这样人们的思想也就变得极端僵化，墨守成规，抱残守缺，知识也非常贫乏，于国计民生概然不知，“与之交谈，两目瞪然视，舌木强不能对”[37]。“一旦逢年，名利婴情，入则求田问舍，出则养交持禄，其于经济一途蔑如也。”[38]长此以往，贪鄙之徒日多，贤明之士日少，必然助长封建政治的腐败。此其一。其二，明王朝用功名利禄诱使人们皓首穷经，科举应试，用严刑酷法桎梏思想，控制言论，完全剥夺文人的思想自由，扼杀士子的聪明才智，这必然要窒息思想文化的创造活力，从而导致明前期文化的保守沉寂。文学艺术方面，元末明初在宋元市民文艺发展的基础上，曾涌现《三国演义》与《水浒传》两部伟大的长篇小说，但却得不到广泛的刊刻和流行，统治文坛的是那些充斥歌功颂德词句、追求雍容典雅风格、散发着“富贵福泽之气”的“台阁体”诗文，戏剧则涌现充斥封建道德说教的《五伦记》与《香囊记》，在画坛占统治地位的院体画大多摹临前代，墨守成规，除浙派外，技法上鲜有创新之处。在思想学术方面，程朱理学一家独霸，学者一味“尊朱”、“述朱”，谨守其矩矱而未敢逾越半步，完全丧失了朱熹时代的创新精神，只能承风希旨地为现实政治作理论图解，沦为皇权驯服的侍婢。整个思想文化领域，呈现着一片灰暗沉闷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