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就济慈的诗或信来看，这样的逻辑，都不是他所能接受的。雪莱认为诗人是人间未经公认的立法者；济慈写诗，显然志不在此，其实他对于志不在美的一切诗都感到怀疑。他曾在信中劝雪莱少驰骋先忧后乐的济世壮志，多在诗艺上下点功夫。他在给雷诺兹的信中论及前辈华兹华斯的载道诗风：“对我们显然有所企图的诗，我们都痛恨。”济慈信中有名的“无为之用说”（Negative Capability），为现代学者所津津乐道，用他自己的话来解释，便是“一个人能够处于无定、神秘、疑惑之境，而不致可厌地急于追求事实与理性”。济慈既非革命家，也非预言家，他纯然是一位艺术家。他固然也耽美成癖，但他的唯美世界仍比王尔德所追求者健康。我们不要忘了，济慈所关怀的，不但是“想象的真实”，还有“心中感情的圣洁”。
诗人的想象，有爱心为之导引，必然是健康而真切的。济慈在诗中所爱者，是友人、家人、情人，是自然、艺术、希腊、中世纪。固然他尚未推己及人，养成对人类和万物深厚的认识和博爱，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这位夭亡的少年真正的“诗龄”不过六年，许多大诗人在同样的“诗龄”时，成就都不能和他相比。一位行将死于肺病的少年，是该有一点“自私”的权利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