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是后现代主义文人诗人的关键一问。
面对神话和渗透着神话精神的历史观，后现代文人不惜花费偌大功夫去解构、重构，恐怕不是“六经注我”的癖好使然，这里面其实大有文章。
19世纪末神话研究在西方成为显学以来，在科学的名义下，为神权与王权服务的传统神话观逐渐被剔除；以同样的名义，现代神话学的原理也逐渐从人类学渗透到心理学、文学、哲学等领域。神话的意义和功用，再次被神话般地无限夸大了，它被视为民族的“活的宗教”和“灵魂”，被当作民族文化心理结构超时空的“原型”。荣格提出了“集体无意识”和“原始意象”等绝对理念式的概念，赢得满堂喝彩之余，甚至主张以神话拯救现代人类。这种把处于自然或半自然状态的原始初民的逻辑，强加于高度社会化和个人化的现代人的思路，对现代主义诗学同样产生了巨大影响。从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到艾略特的《荒原》，现代诗完成了从反传统到回归传统的大循环。《荒原》是西方圣杯传说等神话原型的现代再版，艾略特对此供认不讳并引以自豪（“这首诗不仅题目，甚至它的规划和有时采用的象征手法，也绝大部分受到魏士登女士有关圣杯传说一书的启发，该书即《从仪式到神话》，我从中得益甚深，它比我的注释更能解答这首诗中的疑难之处”——作者题注），他强调诗人须“感觉到远古和现在同时并存”(44)的宿命历史观，被中国不少现代主义诗人奉为金科玉律。从朦胧诗中客观派一支“呼唤史诗”和“远古梦想”的“文化诗”，到“新诗潮”中的整体主义和新传统主义，中国远未发育的神话乃至传说被一再复写放大，对其中微言大义的发掘揣测和反复改写，成为诗人们文化寻根和重振传统的主要内容，甚至连太极、阴阳、五行、八卦之类，也给诗人以原型的灵感和智慧的快乐。个人与世界被纳入各种森严可畏的黑格尔主义或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体系图式之中。现代诗人们对必然的认识，让我们感到的不是自由，而是沉重和无望，我们离“自由王国”似乎越来越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