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便于资料的收集、分类和分析，霍姆斯建立了他自己独特的资料分类框架。
4.预言
霍姆斯强调，“问题法”的最终着眼点应该在预言，正如反省思维的最后阶段在于预测和验证一般。他认为，比较教育的研究在于为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解决某一教育问题提供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或做出某种切实的预言，而不是仅仅对教育进行一般的乃至详尽的描述或对各国教育现状的原因进行分析与解释。可见，在霍姆斯看来，预言就是在明确问题、鉴别验证相关因素和各种可能的解决办法之后，提出最佳的问题解决方案。
此外，霍姆斯还特别强调应当避免在预测中容易产生的误导。一是避免把预测限制在因可量化而显得容易进行的范围；二是要避免不对等的比较。[17]
（二）资料分类框架
为了帮助比较教育研究者有效地筛选、鉴别与具体问题紧密相关的因素，并且排除多余的因素，使研究者有可能精确地描述和测量实施政策的特定国家的环境，霍姆斯结合马克斯·韦伯的“理想典型模式”“批判二元论”，建立了他自己独特的资料分类框架，即比较教育研究收集资料的四种框架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