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之藻对圆和数极为着迷，对传教士输入的西洋算法尤为珍爱，他翻译的《同文算指》是我国第一部介绍西方笔算法的专业书。他在《同文算指序》中说他翻译此书，不仅在于他“喜其便于日用”，更在于“其道使人心归实，虚骄之气潜消，亦使跃跃含灵，通变之才渐启”。驱虚蹠实、开发民智，这也便是他介绍、研究和倡导西学的重要目的。
然而，徐光启、李之藻等人毕竟是钟爱中国传统文化的儒者，他们主张实用，主张接受、容纳和传播西学，并未脱离儒学的框架，而是去寻求一种“可以补益王化，左右儒学，救正佛法”的力量。尽管如此，他们对西学的推崇和倡导，却推动了晚明实学思潮的发展。[31]
三、晚明实学思潮的时代特征
实学思潮是从宋明理学中分化出来的一股社会进步潮流，它主要是针对思想界空疏禅化的学风而兴起的，“崇实致用”是其基本特征。随着实学思潮的勃兴，一批杰出学者云涌而起，他们以“经世致用”为目的，反对空谈心性，提倡实事、事功之学，并把学术研究扩大到自然、社会和思想文化各个领域。
程朱理学作为明朝官方统治哲学，造成文化领域的沉闷和荒芜。明代中期阳明心学的兴起，使明人的主体意识觉醒，传统经典和观念中的偶像和权威消失，人的价值、人的欲望得到前所未有的注意和强调。然而，随着王学的分化，王学末流空疏无用学风的泛滥，逐渐出现了对这种学风的批判和抵制，而这种批判和抵制在晚明又往往表现为向程朱理学的复归，尽管这不是历史的倒退，但这种“复归”倾向影响到晚明文化领域，却促使复古意识的萌动。万历年间，明代文学的复古浪潮高涨，文坛“拟古”、“范古”之风十分盛行。学术思想领域，其研究重心也重新从《四书》转向《五经》，使经学本位意识增强。晚明以张溥、张采、陈子龙为代表的复社名士，针对“士子不通经术”之风，从学术“务为有用”出发，提倡以通经治史为内容的“兴复古学”，主张以考辨的方式，用实证的标准，树立务实、公正、客观的学风。晚明这种知识走向，不仅代表着对经典文献的新解释，而且是思想领域的重要变革，出现了宋明理学向汉学转变的萌芽，考证方法越来越受到青睐，这对明末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等人倡导“经世致用”、“音必证实、言必切理”的重实践、重实证的学风以很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