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因为我过早地自食其力，是米考伯太太弄不清我的年龄呢，还是由于她老把这件事放在心上，总得找个人谈谈，要是没有别的人可谈，哪怕跟双胞胎谈谈也好，这一点我一直不太清楚。不过她一开头就对我这么说了，以后在我跟她相处的所有日子里，她一直就是如此。
可怜的米考伯太太！她说她曾尽过最大的努力；我毫不怀疑，她的确如此，想过一切办法。朝街的大门正中，全让一块大铜牌给挡住了，牌上刻有“米考伯太太青年女子寄宿学舍”的字样，可是我从来没有发现有什么青年女子在这一带上学，没有见到有什么青年女子来过这儿，或者打算来这儿；也没见过米考伯太太为接待什么青年女子做过任何准备。我所看到和听到的上门来的人，只有债主。这班人没早没晚地都找上门来，其中有的人凶得不得了。有个满脸污垢的男人，我想他是个鞋匠，经常在早上七点就挤进过道，朝楼上的米考伯先生大喊大叫：“喂，你给我下来！你还没出门，这你知道。快还我们钱，听到没有？你别想躲着，这你知道，那太不要脸了。要是我是你，我决不会这样不要脸面。快还我们钱，听到没有？你反正得还我们钱，你听到了没有？喂，你给我下来！”他这样骂了一通后，仍旧得不到回答，他的火气更大了，于是就骂出“骗子”“强盗”这些字眼来。连这些字眼也不起作用时，有时他就跑到街对面，对着三楼的窗子大声叫骂，他知道米考伯先生住在哪一层。遇到这种时候，米考伯先生真是又伤心，又羞愧，甚至悲惨得不能自制，用一把剃刀做出抹脖子的动作来（这是有一次他太太大声尖叫起来我才知道的）。可是在这过后还不到半个小时，他就特别用心地擦亮自己的皮鞋，然后哼着一支曲子，摆出比平时更加高贵的架势，走出门去。米考伯太太也同样能屈能伸。我曾看到，她在三点钟时为缴税的事急得死去活来，可是到了四点钟，她就吃起炸羊排、喝起热麦酒来了（这是典当掉两把银茶匙后买来的）。有一次，她家刚被法院强制执行，没收了财产，我碰巧提前在六点钟回家，只见她躺在壁炉前（当然还带着一个婴儿），头发散乱，披在脸上；可是就在这天晚上，她一面在厨房的炉子旁炸牛排，一面告诉我她爸妈以及经常来往的朋友们的事。我从未见过她的兴致有比那天晚上更好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