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上述张、涂二先生的质疑,归结起来,主要是两个问题:一是梁、冯、贺、熊等人是否新儒家;二是“现代新儒家”的提法。以涂先生的质疑更带实质性。
我觉得,对第一个问题的担忧大可不必。方克立先生在他的文章中所指认的梁、贺、冯、熊四位“现代新儒家”,其下限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明确指出,以上几位“现代新儒家”的前期代表人物,新中国成立后“热爱祖国,拥护共产党的领导,赞成走社会主义道路,思想都有不同程度的转变。有的经过学习和认真的自我批判,已经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现代新儒家思想在国内已经没有市场。”从大陆已发表的论及“现代新儒家”的文章来看,也没有谁说新中国成立后大陆存在着“现代新儒家”和现代新儒学思潮。在安徽举行的“现代新儒家思潮讨论会”上,与会代表也一致认为,20世纪50年代以后,大陆已没有“现代新儒家”,而是转移到了港台。因此,那种认为指认梁、贺、冯、熊等人新中国成立前是“现代新儒家”,似乎就抹杀了其新中国成立后的转变的顾虑,是不必要的。而如认为将他们称为“现代新儒家”就包括了新中国成立后的思想在内,则是一种误解。至于说梁氏兼综儒佛,熊氏由佛归儒,冯、贺中西并包,似乎就不能下“现代新儒家”的断语,这理由也不充分。因为判断一个思想家的思想属于何种流派、何种性质,不在于其思想中包含多少种成分,而是看其主要倾向。例如唐代排佛的韩愈和崇佛的柳宗元,宋代儒佛道兼综的苏轼,我们仍视他们为儒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