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上述张、涂二先生的质疑，归结起来，主要是两个问题：一是梁、冯、贺、熊等人是否新儒家；二是“现代新儒家”的提法。以涂先生的质疑更带实质性。
我觉得，对第一个问题的担忧大可不必。方克立先生在他的文章中所指认的梁、贺、冯、熊四位“现代新儒家”，其下限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明确指出，以上几位“现代新儒家”的前期代表人物，新中国成立后“热爱祖国，拥护共产党的领导，赞成走社会主义道路，思想都有不同程度的转变。有的经过学习和认真的自我批判，已经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现代新儒家思想在国内已经没有市场。”从大陆已发表的论及“现代新儒家”的文章来看，也没有谁说新中国成立后大陆存在着“现代新儒家”和现代新儒学思潮。在安徽举行的“现代新儒家思潮讨论会”上，与会代表也一致认为，20世纪50年代以后，大陆已没有“现代新儒家”，而是转移到了港台。因此，那种认为指认梁、贺、冯、熊等人新中国成立前是“现代新儒家”，似乎就抹杀了其新中国成立后的转变的顾虑，是不必要的。而如认为将他们称为“现代新儒家”就包括了新中国成立后的思想在内，则是一种误解。至于说梁氏兼综儒佛，熊氏由佛归儒，冯、贺中西并包，似乎就不能下“现代新儒家”的断语，这理由也不充分。因为判断一个思想家的思想属于何种流派、何种性质，不在于其思想中包含多少种成分，而是看其主要倾向。例如唐代排佛的韩愈和崇佛的柳宗元，宋代儒佛道兼综的苏轼，我们仍视他们为儒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