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是我国历史上比较重视制度建设的一个时期，过去史书中“志”所讲的典章制度，在唐朝被尊称为“典”。唐玄宗时，完成了我国第一部政典——《唐六典》，刘知几的儿子刘秩，还写成《政典》35卷，据称是以《周礼》六官的体例分类撰述的。这种关注典章制度的社会风气，对杜佑是有深刻影响的。安史之乱以后，唐朝社会危机重重，史学家从典章制度的角度反思唐朝政治的得失，借鉴历代各朝制度建设的经验教训，就成为其关注现实的一个切入点。
杜佑在撰写《通典》时，首先对历代正史中的书、志进行了分析，从经世致用的主旨出发，抛弃了与“经世”关系不大的天文、历法诸门，选定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九门为基本内容。这九门中，有的是因袭旧志，如食货、职官、礼乐等，有的是他的新创，如选举、兵。即便是旧目，旧史中也不是整齐划一，如食货，只有《史记》（《平准书》）、《汉书》、《晋书》、《宋书》、《魏书》、《隋书》有，其他则无。因而，杜佑要“采五经群”的资料加以补缀，才能使其成为一本完备的著作。
杜佑在“统括史志”时，不是简单地分类辑录、排比史料，而是把“会通古今”的通史思想贯穿其中。我们知道，司马迁编撰《史记》、开创纪传体时，是以“通古今之变”为其精髓的，班固将纪传体通史改造为包举一代的断代体之后，司马迁的“通变”史观反而不受人重视了。隋唐政治的大一统局面，赋予史家们一种比他们的前辈更为宏大的气魄和胸怀，使他们的学术视野更加开阔，志向更加远大。盛唐时代的历史学家中，许多人具有“疏通知远”的历史观念，著名史家萧颖士就撰写过一部“起汉元年，讫隋义宁”的编年体通史。[72]安史之乱给唐中叶的学者们打了一针清醒剂，使他们从沉湎于开元、天宝盛世的迷梦中清醒过来，认识到煌煌盛唐典制，并非没有弊端，从而把他们的目光投向更深远的历史。“通识”意识推动了中唐史学的通史撰述之风形成。杜佑自然也会受到这种思潮的感染。另外，杜佑的学术旨趣是通过研究典章制度以图“将施有政”，典章制度本身的传承性很强，正如梁启超所说：“兹事所贵在会通古今，观其沿革。各史断代为书，乃发生两种困难：苟不叙前代，则源委不明；追叙太多，则繁复取厌。”[73]更何况断代史诸志眼光局限于一朝一代，就很难起到“明其得失”的效用，因此，杜佑找回了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史义，把“通”作为自己撰史的一个基本立意，“通”与“典”结合，因号其书为《通典》。杜佑的这一创制，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在当时“其书大传于时，礼乐刑政之源，千载如指掌，大为士君子所称”[74]。同时，《通典》也成为后代撰写典志体通史的一个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