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得益于1917年俄国的十月革命和1919年中国的五四运动，军阀和国民党政府对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打压又加速了其传播过程，导致了马克思主义在1927年以后对中国的精神生活影响愈发强大，并在文人学者队伍中赢得越来越多的追随者。[331]而恰在此时，陶行知却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持一种批评态度。他在1928年召开的全国教育会议上提交一份呈请政府为改造社会实验划拨地方的议案，其中第二条理由即：“柏拉图、马克思、克鲁泡特金一类的人，所提倡的学说，虽各有超越之见解，但其中难免有书呆子的幻想。假使这些人各能得到一个小的地盘，供他实验，则他们的思想必定可以格外正确，他们的贡献也必定可以格外丰富。马克思虽为科学的社会主义名家，但他所谓之科学，多半是书本的科学，而不是实验的科学。”[332]
这里能明显地感觉到陶行知对实验主义的痴迷，同时，从他极富想象力的建议中也不难看出，他用自己的空想和书呆子气来反驳马克思主义的乌托邦和书本科学。他在该提按中建议政府，为那些有志于社会改革和用科学方法进行实验的人提供一些地盘作为“实验社会”。按照他的设计，组建这种实验社会的具体办法应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