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庆历五年（1045年）正月二十八，范仲淹被罢去参知政事，知邠州、兼陕西四路缘边安抚使；同一天，富弼亦被罢去枢密副使，改任京东西路安抚使、知郓州；第二天，杜衍被罢为尚书左丞，出知兖州。韩琦为人爽直，对于军政大事，向来是“必尽言”，他虽为枢密副使，主管军事，但事关中书的事，他也要“指陈其实”，有的同僚不高兴，仁宗赵祯却似乎很了解他，他跟大臣们是这样解释的：“韩琦性直”。对于范仲淹、富弼的贬谪，韩琦挺身而出，据理力争，但依然没有结果。
同年三月，韩琦也因陈述十三条理由，支持尹洙反对修建水洛城（今甘肃庄浪）而被贬出朝，罢枢密副使，以资政殿学士出知扬州。至此，主持庆历新政的主要人物全被逐出朝廷，短暂的“新政”最后还是半途而废，以失败而告终。
庆历六年（1046年）六月，被贬出朝廷的范仲淹登上了巴陵郡的岳阳楼。九月，范仲淹奋笔疾书，写下了《岳阳楼记》，将胸中难酬的壮志和爱国的情怀全部融入诗篇之中。
宫廷惊变下立储
当一个政权不能为百姓谋利时，势必会让百姓们产生抵触情绪。在危急关头，皇权交接才是维护赵氏家族统治的最好方法。庆历七年（1047年）十一月，仁宗赵祯正在因为朝廷内部发生的种种矛盾而烦恼时，贝州（今河北清河）宣毅军又发生了王则领导的起义，这让赵祯更是伤透脑筋。说起王则，他是仁宗时期河北士兵起义的领袖人物。仁宗时期，因为“冗官”“冗兵”“冗费”三冗的出现，使宋朝陷入了政治经济的大危机，也让赵祯有了强烈的危机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