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的统一，起初虽然是以武力实现的强制性的政治统一，而这种统一顺应了广大人民渴望统一与和平的愿望，由诸多制度开创的“大一统”的政治认同，逐渐转化为普遍的文化认同，由此上升为自觉的精神认同。中华民族“天下一家”的统一精神由此蓬勃而兴。有了这种自觉的“统一”精神认同感，秦以后，中国历史上虽然经历了分裂的苦痛，但是统一时期远长于分裂时期，主张统一的势力远大于分裂的势力。从世界意义上来说，北方蛮族的入侵给亚欧大陆各民族造成了深远影响，甚至摧毁了古罗马文明，欧洲分裂为若干个小国。但在中国却出现了完全不同的结果，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发展进程一直没有中断。
2.汉帝国中央集权的加强及与西方的沟通
公元前202年，刘邦战胜项羽，建立了大一统的汉帝国，彻底粉碎了六国诸侯后裔企图重建封建的梦想。
汉武帝时期，中央集权进一步加强，儒家思想被定为一尊。儒学的复兴，与汉人总结秦亡的经验是分不开的。秦王扫六合，无人能抵御，其帝国大厦将倾，亦无人能扶，可谓“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97]。强秦短命而亡，为汉代儒家的翻身提供了最正当的理由。坚守儒家理想的陆贾，在汉高祖面前不厌其烦地劝说，国家应该推行儒家的仁义教化思想。“秦二世尚刑而亡。故虐行则怨积，德布则功兴，百姓以德附……万世不乱，仁义之所治也。”[98]另外一个理想主义者贾谊，著《过秦论》，详细阐述了“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的道理。但陆贾、贾谊不懂变通，再加上汉初形势的制约，他们的呼吁效果并不理想。另外一个儒者叔孙通没有正面劝帝王接纳儒学，而是采取为汉制定朝仪的方式，使汉高祖切身体会到儒学带给皇帝的尊贵与荣耀。高祖与群臣在长乐宫以叔孙通所制朝仪，行君臣之礼，“竟朝置酒，无敢喧哗失礼者”。于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99]可见，朝仪对于维护皇帝的权威，起到了制度化与规范化的作用，深得皇帝喜爱。叔孙通以迎合统治者的手段博取功名，被有的儒家学者视为叛逆，但叔孙通更懂得如何与没有文化教养的统治者合作。他的做法比陆贾、贾谊更有成效，在客观上推动了汉帝国对儒学的重视。汉高祖过鲁，“以太牢祠”孔子，开历代帝王祭祀孔子之先河。这不能不说，汉高祖心目中的儒家形象正因叔孙通的出现而改变。司马迁评价叔孙通曰：“希世度务，制礼进退，与时变化，卒为汉家儒宗”[100]，此诚为不虚之论。如果说叔孙通为汉家制定礼仪，引起了统治者对儒家的另眼相看，那么，董仲舒对儒学的理论改造，则为统治者准备了治国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