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因循守旧的封建势力既利用经学锢蔽思想，标榜“西学应世事”的洋务官僚，也要“以中学固其根柢”，一切折中于“圣经”（张之洞《劝学篇·内篇五·宗经》）。他们对康有为、章太炎的借用经学，昌言“改良”或“革命”，又是抵御唯恐不力。
照此说来，无论正面或反面，传统经学与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都是有一定的关联的，为此，我想写一本《中国近代经学》。感谢日本朋友，给我一个相当安定的环境和良好的图书条件，使我在讲学之余，写出了全书的三分之二。我将在这本书中，比较系统地阐述我的看法，并以此就正于国内外的学术界同人。
本书第一部分收录的拙文，只是我已经发表过的论文中一小部分，现在看来，其中也有不够妥帖之处。为了保持历史原貌，除个别错别字进行订正外，其余也不另做改动。
本书第二部分，是近藤邦康教授所撰。其中论文有的早经拜读，有的也在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的月会上亲自听到他的报告。近藤教授造诣很深，还有独到的见解。我们在中国，在日本，也经常商讨，相互切磋，尽管也有不同的看法，但学术上总是会有不同见解的。如今汇合成书，却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