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时期对《史记》的评论，反映了史学的正宗化倾向。当时的史家多推崇司马迁的史才，称赞《史记》叙事的成就和体例的完善，对其思想观点则提出异议。刘向和扬雄“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43]。可扬雄又讥其“不与圣人同，是非颇谬于经”[44]。东汉明帝也说：“司马迁著书，成一家言，扬名后世。”但不满意于《史记》“微文刺讥，贬损当世”，认为司马迁“非谊士也”[45]。
班彪是当时的大史学家，有很强的封建正宗意识。从根本上说，他对《史记》的看法，未脱时人窠臼。但他在对从古至汉史学系统考察基础上，“斟酌前史而讥正得失”，对《史记》的议论代表了当时史学评论的最高水平。他说：
……迁之所记，从汉元至武以绝，则其功也。至于采经摭传，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疏略，不如其本，务欲以多闻广载为功，论议浅而不笃。其论术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此其大敝伤道，所以遇极刑之咎也。然善述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野，文质相称，盖良史之才也。诚令迁依五经之法言，同圣人之是非，意亦庶几矣。夫百家之书，犹可法也。若《左氏》、《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太史公书》，今之所以知古，后之所由观前，圣人之耳目也。司马迁序帝王则曰本纪，公侯传国则曰世家，卿士特起则曰列传。又进项羽、陈涉而黜淮南、衡山，细意委曲，条例不经。若迁之著作，采获古今，贯穿经传，至广博也。一人之精，文重思烦，故其书刊落不尽，尚有盈辞，多不齐一。若序司马相如，举郡县，著其字，至萧、曹、陈平之属，及董仲舒并时之人，不记其字，或县而不郡者，盖不暇也。……传曰：“杀史见极，平易正直，《春秋》之义也。”[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