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在民国风俗西化的实践中，还始终伴随着理论上的争辩。对风俗西化的问题民国思想界颇为重视，当时对于这一问题的争辩，有两种代表性观点，即最充分的肯定和有保留的肯定。
第一种意见以陈独秀和陈序经为代表。
陈独秀采用直接比较的方法，肯定西俗新俗，抨击中俗旧俗。他指出，在民族性上，“西洋民族性，恶侮辱，宁斗死；东洋民族性，恶斗死，宁忍辱。民族而具如斯卑劣无耻之根性，尚有何等颜面，高谈礼教文明而不羞愧！”[39]对于西人恪守法律、淡薄人情的习惯，他也予以称赞。当时一些人看到西人亲戚之间，也“称贷责偿，锱铢必较，违之者不惜诉诸法律”，就“每讥其俗薄而不惮烦”，陈独秀认为这些人都是见识短浅之辈，认识不到这样的习俗可以使人避免因私情而违法。
在讲到夫妻关系时，他说：“西俗爱情为一事，夫妇又为一事。恋爱为一切男女之共性；及至夫妇关系，乃法律关系，权利关系，非纯然爱情关系也……亲子昆季夫妇，同为受治于法之一人，权利义务之间，自不得以感情之故，而有所损益”[40]。这样，就可以杜绝封建的血缘家族观念，使个人权益得到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