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后方的绵阳，他们则进行大抄家。我知道王先生家里的东西都是国家核武器试验的重要资料和文件，所以我坚决不让造反派动一动。为此，造反派也给我扣上了反动学术权威的司机的帽子，但这也并没有使我在抄家问题上屈服。我一直死死地把着王先生家的门，就是不让造反派进王先生住的房子。后来总算达成了一个协议：把房子封存起来。我心想这一招也行，既保护了王先生的东西，又可以过抄家这一关。但造反派头头警告我，说你以后不准再照顾王淦昌了，就是他从青海回来也不能开车去接。不几日，王先生真的从青海回到绵阳，我偷偷开车去接了他。王先生见了我还特别高兴地对我说：还是绵阳这儿好，这儿我就不是受批判的坏人了。他哪里知道这儿的斗争有过之而无不及，只是许多好心人一直全力在保着我们这位可敬的老先生而已……
大邵给我讲了几件触目惊心的事，我实在不敢把它写人作品之中，好在罪大恶极的二赵这群反革命分子在粉碎四人帮后也受到应有的惩罚。
1975年，因文革中断了数年的第二次地下核试验又重新被列人议事日程，时已68岁的王淦昌仍然以技术总负责人的身份，与小伙子们一起，从吐鲁番到戈壁滩，乘着汽车，整整颠簸911个小时，到达爆炸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