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能注意到，有这样一些时候，最虔诚的异教徒也欲望偏离自己心理习惯而进入一种肯定的状态，一种几乎是与自己意志相抵触的状态，那时他并不想去谈论宗教，而是谈论上帝；而在这些场合，他只能使用教条主义的表达。
当牧师被给予最终的见识——牧师的主题不是成为上帝的人，而是成为人的上帝时——甚至当这种见识只是偶尔在他脑海里闪现时，他获得了一种客观性的体验。他不再把客观性看成用于分析《圣经》和教义的纯粹的心理工具。他发现从前自己鄙视和仇视为“超自然性的”一个词缓慢而确定地成为合理的和有目的的。他理解这个词，因而从里面，从背面讲到它。他认为被写的东西必须被写出。他在那个世界的各个角落得到确信和运动的自由，这一世界如此之遥远和生疏，以至于他不允许自己梦想在那里永远会有在家里的感觉。最终他或许能够在使徒事业中，以这种事业的坚忍不拔找到比任何被置于这一位置上的短命的现代主义更多的真理、更进一步的深刻、甚至是更多的理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