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书》之名，定自朱子；悬为令申，则始元延祐。然《汉志》、《礼记》之外，有《中庸说》二篇，《隋志》有戴颙《中庸说》二卷，梁武帝有《中庸讲疏》一卷；则《礼记》外有别行之本，由来已久。《大学》，唐以前无别行本，而《书录解题》有司马光《大学中庸广义》各一卷；亦在二程之前。王安石最尊《孟子》，司马光、晁公武却非议之，未免意气用事。宋《礼郑韵略》所附条式，元祐中即以《论》、《孟》试士，则尊《孟》亦不始朱子矣。又朱子所定《四书》，以《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为次。后人移《中庸》于《大学》之后，则专以卷帙多少论耳。
朱子于四书皆有注，乃一生精力所萃。其于义理，诚有胜过汉儒处，不可不细读也。欲窥宋学之藩者，读此四书之注亦甚好。朱子注四书，《大学》分经传，颠倒原次；《中庸》虽无颠倒，分章亦不从郑氏，故皆谓之“章句”。《论》、《孟》则聚众说，为之注解，故称“集注”。朱子注此四书之意，别著《或问》以发明之；然其后于《集注》又有改定，而《或问》于《大学》外未及重编。故《或问》与《四书注》，颇多抵牾；《文集》、《语类》中，有言及注四书之意者，亦不能尽合，不得据《或问》以疑四书之注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