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情理观中，袁枚还指出强迫女子裹足是不人道的、残忍的，并抨击这一社会旧俗。袁枚在《随园诗话》中，借一杭州女子之口来痛斥缠足：“不知裹足从何起？起自人间贱丈夫！”他在《牍外余言》中，公开表示强烈反对女子缠足，说：“女子足小有何佳处，而举世趋之若狂。吾以为戕贼儿女之手足以取妍媚，犹之火化父母之骸骨以求福利，悲夫！”袁枚认为，对于民俗要加以剖析，不要将五代时的宫中舞女裹小脚、穿弓鞋这种属于个别帝王的癖好推广到民间，强迫所有妇女缠足。特别是有些官僚、政客、地主和文人，竟对此种从生理上摧残妇女的做法，“以取妍媚”、“以求福利”，实在是可悲、可恨。但是，袁枚这种反对妇女裹足的进步思想被当时社会所压制，直至19世纪90年代末至20世纪初中国才掀起了禁缠足、复天足的运动。
在新情理观中，袁枚还对传统伦理所说“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进行了批判。他主张女性同男性一样，在情感、知识等方面应该得到平等的发展。他说：“俗称女子不宜为诗，陋哉言乎！圣人以《关雎》、《葛覃》、《卷耳》冠三百篇之首，皆女子之诗。第恐针黹之余，不暇弄笔墨，而又无人唱和而表彰之，则淹没而不宣者多矣。”[63]他不顾社会舆论和压力，公开收纳女弟子，并为她们刊刻诗集，加以表彰。尤其是他在一些诗话中，记载了很多女子吟咏之事，从而肯定妇女也具有非凡的见识和才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