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说商伯伯给压着不能当局长，活儿可没少干，其重要性也非常人可顶替。六十年代，家用电话还是个稀罕物件，商家桌上，已赫然摆一部在那里了。
东屋的贾叔叔常去用电话，他和爱人钱阿姨都是部长秘书，一对笔杆子，不是等闲人物。尤其是贾叔叔，逢部里开会，就是他发挥重要性的时候。我对这重要性到来的直接领略是一股沁人心脾的咖啡香气扑面而来。钱阿姨属于那种不是很漂亮但风度极佳的女人，出身资本家的钱阿姨会打扮，还会生活。几乎每个星期日，只要贾叔叔不喝咖啡，他们便集体打扮一番，上公园去了。贾叔叔并非大家出身，他爸从山东老家来过一趟，很土的一个老农民。可贾叔叔穿起笔挺的中山装，戴上金丝眼镜来，整个一地下党的模样。这两口生了三个孩子，下边俩男的是双胞胎，老大是女儿，跟我同名，也叫燕燕。院里一有人喊，我俩一起应着往外跑。后来大家只好直呼全名，冠以王燕燕，贾燕燕，以辨明正身。
住在南屋的我妈很少带我和弟弟去公园，她带我们去跳舞。妈是部机关的团委副书记，机关团委逢周末就在部五楼礼堂开晚会，有自己的乐队伴奏。妈的舞跳得棒，请她的人不断。我一直到现在还是个舞迷，大约与这早期熏陶有关。妈妈忙，妈忙着组织活动，跳舞，郊游，演出，她忙的事我都挺感兴趣。爸爸也忙，他忙着每天晚上去北外上英语课。爸爸是被保送去学外语，同班的同学们，是一批为党所信任，准备委以外事重任的年轻人。爸爸专心学他的外语，和北屋的大姐一南一北，嘴里嘀里咕噜地振振有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