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强化劳动力市场的灵活稳定性
随着融资难融资贵、税费负担重、土地租金高等问题的集中爆发，中国当前企业的成本接近历史高位，企业的发展面临困难。中国已经处在“工业化后期”（黄群慧，2017），制造业面临的是企业的绿色智能化升级，劳动力市场的供给发生较大变化。同时，中国对于高端服务业的需求日益增长，制造业和服务业对于劳动力市场的灵活稳定性都有了更高的要求。灵活化的核心就是希望通过放松管制、减少政府和工会对劳动力市场的过多干预，激发劳动力市场活力，带来更加多元化的就业，以及更加体面的工作。许多OECD国家都放开使用临时性工作（Boeri，2011；Kahn，2010）和工作时间的灵活性（Eichhorst et al.，2016）来应对劳动力市场工作岗位的减少。
麦肯锡的报告表明，2025年，各种在线人才平台有望贡献约2%的世界生产总值，并创造7200万个就业岗位，“零工经济”发展增速明显。从2010年到2014年，中国非正规就业人员总数从4467万人增长到7009万人，增幅达到56.9%，灵活就业者的绝对量显著增长。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深入挖掘，各种依托于网络平台的平台就业和灵活就业形式层出不穷。近三年来，淘宝平台解决的就业人员数量分别为1200万、1800万和3083万。新经济形态中出现的新就业形态主要包括：网络平台的P2P用工模式，如众包、众创等。B2C用工模式，如在滴滴出行平台上的专车司机、快车司机等。这些新就业形态从工作场所、雇佣关系等方面形成我国劳动力市场灵活性的新表现。劳动合同法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企业的解雇成本和成本黏性，降低了部分企业对市场的反应能力和自主能力。因此，中国应该在“中国制造2025”战略之外，构建类似于“哈茨改革”的增强劳动力市场灵活性的改革方针，以鼓励临时就业为导向，以接近于最低工资的迷你工作为基础，增强劳动力市场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