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余论
汉藏政治、文化交流的历史从唐朝开始，至今已历千有余年。当两种文明首次相遇时，于汉地正处大唐盛世，乃汉族文明之全盛时期。于吐蕃则混沌初开，尚处于“无文字”“刻木结绳”的前文明时代。汉族文化的传入曾是推动其政治、文化发展的强大动力。而随后吐蕃文明发展之迅速和灿烂令人惊奇。吐蕃曾经是地处汉文化圈周边之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和最有影响力的文化形式。虽然吐蕃帝国的辉煌并没有持续太久，但吐蕃文化却已在其曾经统治过的汉族地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并开始回馈其从中曾得到过许多养分的汉文化。敦煌出土的文书、壁画和其他实物中，都有不少属于藏传佛教的东西。有关吐蕃僧诤的敦煌汉、藏文文书，既展示汉传佛教传统与藏[印]佛教传统的尖锐交锋，又反映了两种文明间的高层次交流。吐蕃大译师法成由藏译汉的佛典，不仅弥补了汉译佛经中的不少空缺，而且还将汉译佛经的水平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自朗达磨灭佛、吐蕃王国随之解体之后，西藏历史进入了一个长达几个世纪的黑暗时代，汉、藏文化交流一度中断。然当藏传佛教经过后弘期的复兴之后，便很快东进，向中原渗透。西夏（1032-1227）王廷中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西藏帝师，[129]藏传佛法不仅于西夏宫廷中深得欢迎，而且亦在汉族僧、俗中传播。于西夏黑水城出土的汉文文书中，出现了不少藏传佛教密宗瑜伽修习，特别是有关噶举派之传世要门《那若六法》（N?ro chos drug）之修习仪轨文书的汉译文。[130]到了蒙元时代（1206-1368），虽然是外族入主中原，但蒙古大帝国改变了传统的民族和社会秩序，为其境内之民族间的融合和文化交流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好时机。西藏成了大蒙古帝国的一个组成部分，处于蒙元王朝的直接的统治之下。尽管在政治上，西藏人成了蒙古皇帝的臣子，然而在文化上他们却成了蒙古皇帝的老师，而且还受命“领天下释教”。八思巴帝师以胡僧之身份得享与汉文化之祖师孔夫子同等的尊崇，其弟子称司徒、司空来中原传法者，络绎道途。从此汉地的佛教被披上了一层浓重的西番色彩，藏式的寺庙塔像不仅出现于京畿、都邑，而且亦见于南国、乡野。虽然处于异族统治下的汉族士人对深得蒙古统治者宠信、且常常为虎作伥的番僧极为痛恨，所以元人文献中所见之番僧形象并不太光彩，但显然番僧不只是能呼风唤雨的神僧、播弄房中术的妖僧、或者飞扬跋扈的恶僧。[131]譬如，番僧对汉地佛经的形成就卓有贡献，史称元代“西域异书种种而出，帝师、国师译新采旧，增广其文，名以至元法宝，刻在京邑，流布人间”，“并且亦在江南流布”。[132]一部流传至今的《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就足以证明番僧中亦有为汉藏佛教文化交流作出了卓越贡献的高僧大德，[133]一部为后世汉人修西藏密法者奉为圭臬的《大乘要道密集》则正告世人藏传密法并不是人们想象中的异端邪说，[134]它们的存在见证了汉藏佛教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个黄金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