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可以把他的资本用在什么类型的国内产业上面，而且其生产物又有可能具有最大价值这一问题，显然每一个人根据自己的当地环境能够比任何政治家或立法家为他做出更好的判断。如果政治家企图指导私人应该如何运用他们的资本，那不仅是自寻烦恼地去注意最不需注意的问题，而且是僭取一种不能放心地托付给任何个人、也不能放心地委之于任何委员会或参议院的权力。而且再也没有比把这样一个权力交到一个愚蠢傲慢和自以为适合于行使这样权力的人的手中更危险的事了。他比政治家们能做出更好的判断。
使国内产业中任何特定的工艺或制造业的生产物垄断国内市场，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在指导私人应该如何运用他们的资本，而这种管制几乎毫无例外地必定是无益的或有害的。如果本国产业的生产物在国内市场上的价格同外国产业的生产物一样低廉，那么这种管制显然是无益的。如果价格不能同样低廉，那么这个管制通常就必然是有害的。每一个精打细算的人的信条都是：绝不要试图在家里制作其花费比购买还贵的任何东西。裁缝绝不会试图制作他自己的鞋子，他会去鞋匠那里购买。鞋匠绝不会试图制作他自己的衣服，他会去裁缝那里购买。农民也绝不会试图制作自己的鞋子或者衣服，他会雇用那些不同的工匠去做。他们都感到，为了他们自身的利益，应当把全部劳动投入到他们对其邻人有某种优势的方面，而且用部分自己的产品，或者用部分自己产品的价值去购买他们随时需要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