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中国的所有艺文学问，更注重的是“和合”与“会通”。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通”是“变”的前提，没有真正的“通”，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变”。个性融汇包孕于共性之中——人无个性，不必交流，人无共性，则无法交流。创造也必须根植于“道”“理”，否则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更多的时候，“变”不是刻意“求”来的，而是在境迁、时易下“不得不然”的结果。
当然，中国传统的艺术家也并非不讲个性。清代“四僧”之一的石涛，就是一位个性强烈的人物。他有句画家们耳熟能详的话：“我之为我，自有我在。古之须眉，不能生在我之面目；古之肺腑，不能安入我之腹肠。我自发我之肺腑，揭我之须眉。纵有时触着某家，是某家就我也，非我故为某家也。”但石涛之所以能够提出著名的“一画论”，正是源于对传统的洞彻，乃至由画理上“通”于哲理。唯其能“通”，成其能“变”。至于他的笔下为什么有时会“触着某家”？无非各家各派早已烂熟于胸，打成一片，进而找到了各家之上的那个“源头活水”。
“扬州八怪”也是以面目独特著称。李方膺在一则题梅花诗中说，“画家门户终须立，不学元章与补之”。实际上，他的墨梅恰恰学的就是南宋的杨补之。他的“不学”，正是以“学”为筌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