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国内的文化学研究
目前，国外的文化学研究对基础性研究、应用性研究两个部分都比较重视。基础性研究着力于建构文化学的一般理论体系和一般方法体系，并在文化哲学、文化人类学、文化社会学、文化心理学、文化符号学、文化解释学等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国外尤其注重应用性研究，主要围绕文化工业和大众文化，展开了对文化经济学、文化管理学、文化产业论、企业文化学、文化传播学、跨文化管理等方面的探讨。国外文化学研究具有以下几个特点：（1）以基础性研究指导应用性研究，以应用性研究推动基础性研究；（2）通过研究文化工业和大众文化，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3）政府研究、高校研究、民间研究相结合，并以高校研究为主体；（4）将文化研究作为政府发展战略的一部分。
中国的文化学研究也颇有成果。大致说来，可以划分为20世纪前半叶、20世纪后半叶，以及21世纪以来。
20世纪前半叶，作为学科体系建设的文化学，已经受到重视，并有若干高质量的成果。早在1926年，时任广州中山大学教授的张申府[287]，就在其《文明或文化》一文中，针对当时关于文明与文化的关系的论争，以及应当建设什么样的文化、怎样建设等问题，而明确提出了“设立一种文化学”[288]的主张，以便科学地研究文化问题。著名文化学研究专家黄文山于1932年发表了《文化学建设论》和《文化学方法论》等论文；1938年，他出版了《文化学论文集》[289]；1948年，他出版了《文化学的建立》[290]；1949年，他又出版了《文化学及其在科学体系中的位置》[291]一书，详尽地阐释了“作为科学的文化学”“文化学是怎样的一种科学”等基本理论问题，从而成为20世纪前半叶文化学研究的大力倡导者和积极实践者。值得特别指出的是，作为创建中国文化学的倡导者之一的黄文山教授，其发表《文化学建设论》等倡导建立文化学的论文时，正是“在国立中山大学……开设此项（文化学）课程”之时；而黄文山教授出版《文化学及其在科学体系中的位置》一书时，则正任教于岭南大学。这说明，国内高校开设学科意义上的“文化学”，是早已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