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魏人曹冏撰《六代论》，总结夏、殷、周、秦、汉、魏六代历史经验教训，认为夏、殷、周三代“历世数十”，根本原因在于分封制：“先王知独治之不能久也，故与人共治之；知独守之不能固也，故与人共守之。”他甚至把春秋时期齐桓、晋文的霸业都看作是“共治”、“共守”的表现[71]。这里，曹冏明确地把分封制看作是“先王”早已认识到的一种明智的做法。其后，西晋陆机撰《五等论》，论点与曹冏相似，认为：“先王知帝业至重，天下至旷。旷，不可以偏制；重，不可以独任。”“于是乎立其封疆之典，财（裁）其亲疏之宜，使万国相维，以成盘石之固。”[72]显然，他也是把所谓五等分封之制看作是“先王”之意。
对于曹、陆二人的认识，后人有不同的评论。唐人颜师古、刘秩大致是赞同这种认识的；而魏徵、李百药、杜佑、柳宗元是明确批评这种认识的。李百药和柳宗元分别写了题为《封建论》的专文，进行辩难。他们的所谓“封建”，是指“封国土，建诸侯”即分封制。李百药从历史进化的观点出发，批评曹、陆等“著述之家”在对待分封制上是“多守常辙，莫不情忘今古，理蔽浇淳”，恢复分封制无异于“以结绳之化，行虞夏之朝；用象刑之典，治刘曹之末”。果真如此，则“纲纪紊乱，断可知焉”。李百药进而认为：“得失成败，各有由焉。”他引用“天地盈虚，与时消息，况于人乎？”的古训来证明自己的论点。[73]不过，李百药对“与时消息”并未作出理论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