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回成都教书，是出自内心的老实话。本来，我借南京出席“国大”会的机会，曾到成贤街拜访过徐中舒先生，这时他是利用川大休假一年正在南京中央大学教课。他同我去逛夫子庙时，问起我今后的行止。我告诉他：会后打算回川，准备把家小也接到成都，一是有利小孩上学；二是决定教书。当时徐先生对我说，他写信回去，为我问一下川大的情况。所以后来我一回到成都，川大冯汉骥先生就来向我说，川大约我教书的事已经决定了。回成都后，当有人问及京沪时局，我都是将我所见闻的污糟情况如实道出。那时我心中萌生了一个打算：想邀约一批青年党人登报声明退出该党。后见所接触的人，怕遭受国民党政府的迫害，对此反应冷淡，这打算就只好一风吹了。但是，我既决心要脱离那黑暗喧嚣的政治旋涡，觉得就这样含糊下去也不是办法，为了向社会表明自己今后和青年党割断一切政治联系，便于蒋介石就任总统之后的第四天，同时在成都的《新中国日报》和上海的《中华时报》上发表了《五九国耻纪念日论袁世凯》的署名专论。申言袁世凯一生的罪恶作为：迷信武力，漠视民意，专制自为，祸国殃民，其前车之鉴，正是值得蒋氏加以考虑的。
从1947年起，我除在川大历史系作专任讲师外，先后还在成都理学院（院长魏时珍）、成都尊经国学专科学校（校长蒙文通）和东方文教学院（院长王恩洋）教过书。1949年成都解放前夕，又到三台川北大学（代校长王兆荣）任教半年。暑期回成都仍就东方文教学院之约。因青年党系反动党派，在10月我便自动到公安机关进行了登记。1951年文教学院由政府接收，由于我失去了工作，一家大小五口的生活立即发生问题。这样，我就干上了体力劳动。开初是与人共拉一辆小板车，其后又单独一人拉木架车。虽然辛苦一点，但自食其力，心情还是安定的。我在东方文教学院教书时，王恩洋院长每次都要亲自随堂听课，日子一久，自然产生感情。1952年，在南充作川北协商会委员的他，知道我拉车的消息后，还写了《贺吴浦帆教授拉车》一诗，致其勖勉关切之意，使我很是感动。他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