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再回到发掘现场。事实上，对于王振江的精湛表演，并不是所有在场的专家都给予喝彩，仍有少数专家对此表示不屑一顾，而仍在各显神通地争相提取器物。当大多数器物被提取之后，抵牾的焦点便落在了本次发掘具有重大意义的东边箱一个编为57号的漆奁中。
这个漆奁长达60.2厘米，通体黑素无纹饰，原夹杂在一些漆器中间，从外部形状看，似乎没有什么特别引人注目的地方。当把这个漆奁打开后，里面铺盖着一件丝织品，将丝织品揭去，露出了由五个空格组成的空间。
在其中一个空格里，考古人员发现了两卷竹简，从外观上看，其数量少于此前在西边箱发现的竹简，但散乱的程度几乎相似。由于漆奁较西边箱狭小了许多，提取更加困难。鉴于王振江此前在西边箱提取竹简时的高超技术，这两卷竹简的提取，看来还是非他莫属。王振江蹲在漆奁边看了看，见这两卷竹简虽然散乱不堪，但整体关系尚能分辨，从竹简中松散的丝绳看，这应是两卷完整的竹书。众所周知，造纸术的发明是中国古代对人类文明作出的重大贡献之一，但造纸术的发明是产生于东汉时期的事情。据说是一个叫蔡伦的太监发明的。但20世纪50年代，考古学家程学华在西安灞桥一座西汉的墓葬中，发现了较为粗糙的像麻布和类似纤维制成的纸，从而推翻了蔡伦造纸的说法，并把纸的制造和使用推前了两百余年。尽管灞桥纸的发现轰动了考古界和科技界，但从所发现的纸的质量来看，似只是一种雏形，还很难普遍应用，而真正的普遍应用至少在西汉晚期和东汉早期。既然如此，在这之前人们如何用文字记事呢？从考古发掘的实物来看，早在殷代，已经有著名的刻在甲骨上的记载，在以后很长一段时期内，传播文化的主要是竹、帛。竹指的是把竹子削成片，用来写字，这便是所谓的竹简。这种方法的应用，据考证至迟在西周就开始了，到春秋时已十分普遍。如在墨子的书里，就不只一次提到“著于竹帛”。要写成一篇文章或一部书，通常要用许多支竹简。为了不致散乱，也为了阅读的方便，当文章或书写成之后，就要用丝绳或者皮带，按文字的先后次序将竹简编缉起来。这种编就的竹简就称为“韦编”。竹简被编成卷后，称为竹书。由于竹简容字少，体积大，所以书写、阅读、携带都不方便。如传闻孔子在阅读《周易》时，曾先后将用牛皮丝带编成的竹书，翻断过三次。据说当年的秦始皇每天批阅的简牍公文，以一石（520秦斤，约合现代五十多斤）为度。西汉时，著名的滑稽书生东方朔，曾写过一篇奏章给汉武帝，共用竹简3000支，由两位大汉才抬进宫去。竹书的笨拙与沉重可见一斑。此时，王振江所见到的两卷带有丝绳的竹简，应是竹书无疑。不过没有东方朔弄的那卷书庞大。看上去也就是一二百支的样子。由于年久日深，只看到竹简上有密密麻麻的墨书点，书写文字一时无法详细分辨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