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梭与18世纪后期住在巴黎顶楼和聚集于伦敦格拉布（Grub）街的失意者对启蒙精神的攻击更不一样。狄德罗描述过一个顶楼文人的愤怒与麻木：“正直的人不快活，快活的人不正直，各阶层相互吞噬，他见惯了荒唐，每当夜里回顶楼，爬上床铺，伤心地蜷缩在毡子下，胸部收紧，呼吸困难，只是微弱的叹息，几乎没人听得到。”[209]格拉布街位于伦敦城区，到处是声名拙劣的小旅馆，寄居了出身寒微、为钱写作的笔墨客，18世纪初他们被称为“格拉布人”（Grubeans），散布虚假信息，煽动民众动乱。[210]1755年，约翰逊博士在其编纂的《英语辞典》（A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中将微不足道的作品称为“grubstreet”[211]。这些人生活艰难，在没落的风俗里无从实践理想，他们反启蒙的论调里有对社会不公的愤怒，可有时言行虚晃，为抚慰激烈的情感不惜歪曲事实。
卢梭对新的时代精神始终有温情的关怀，1771年完成了有启蒙政治理想的《关于波兰政府的思考》，平生喜爱植物分类学，植物叶子与花的形状接近自然秩序，这门科学寄托着启蒙的探索精神和现代秩序感。卢梭对于启蒙是内部的批判，与意大利思想家维柯相似。由于倡导新思想的人不一定公正，维柯提防那些带着浮华的知识加入文学共同体的人，“观察他们，看他们怎样庄严实践那个社会的法”[212]。只是病痛让卢梭感受到不为常人注意的风俗流弊，诸如以讹传讹、滥用道德评价等，他的批判更具锋芒，斥责现代文明的野蛮化，他的视野是超越时代的。启蒙经科学实践、形而上学、实用主义、知识商品化之后才是现代性批判的阶段，文明的野蛮化是现代性批判的主题，全面怀疑启蒙精神。而卢梭在启蒙由实践体系走向形而上学的阶段就致力于此，容易引起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