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线国家政局动荡风险。百年疫情加剧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缘冲突和政治动荡的风险，美国在世界范围内推行霸权政治，新老热点问题快速升温。近期，俄乌冲突引发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剧烈震荡，阿富汗局势混乱胶着，中亚“颜色革命”卷土重来，伊朗牵动地区紧张局势，缅甸抗议示威频发，加之疫情和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沿线国家的政局动荡和对外政策极端化趋势将会继续凸显。这也同时推升了恐怖主义的风险，东南亚、南亚、中亚、中东等共建“一带一路”重点区域的安全风险上升。
沿线国家政府债务可持续风险。在疫情影响下，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国家，由于疫情和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经济复苏前景存在更大的不确定性。大部分国家偿还债务能力削弱，政府债务水平都在历史高位上运行。相关数据显示，2020年，中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总债务负担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增加了9%,而此前几十年的平均增幅仅为1.9%。此外，53%的低收入国家面临高债务风险，高债务将不可避免冲击疫后的投资。
产业链供应链断裂风险。一方面，疫情造成的封锁和阻隔对供给和需求两端同时造成巨大冲击。为遏制疫情采取的大隔离、大封锁，导致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断裂、受阻，由于物流不畅、劳动力短缺、经济政策不同步加剧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紧张。另一方面，政治因素加剧产业链供应链风险。拜登政府正加快聚焦“供应链合作、出口管制、人工智能(AI)标准”三大方面，与所谓的“志同道合的伙伴”建立一个将中国排除在外的“半导体产业联盟”,编织一个“封锁网”,构建排华的“小圈子”,威胁“一带一路”产业链供应链安全。2022年2月以来，俄乌冲突急剧升级，美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制裁不断“加码”,国际能源价格、国际粮食价格不断攀升，国际资本市场剧烈震荡，供应链面临断裂断供风险。此外，西方国家以气候变化和碳边境税调节机制等为抓手加紧对我施压，影响我“一带一路”产能合作和能源发展项目，人为制造政策性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