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安置降兵降将方面，司马昭亦是从宽从仁，毫无苛酷。一是对吴军的安置，及破寿春，“议者又以为淮南仍为叛逆，吴兵室家在江南，不可纵，宜悉坑之。大将军以为古之用兵，全国为上，戮其元恶而已。吴兵就得亡还，适可以示中国之弘耳。一无所杀，分布三河近郡以安处之”（摘自《三国志·魏书·诸葛诞传》）。二是对诸葛诞旧部的安置，“其淮南将吏士民诸为（诸葛）诞所胁略者，惟诛其首逆，余皆赦之”。三是对各个降将的安置，“拜（唐）咨安远将军，其余裨将咸假号位”。“表（文）鸯、（文）虎为将军，各赐爵关内侯”。
对司马昭的种种举措，后世史学家习凿齿深为叹服。
自是天下畏威怀德矣。君子谓司马大将军（指司马昭）于是役也，可谓能以德攻矣。夫建业者异矣，各有所尚，而不能兼并也。故穷武之雄毙于不仁，存义之国丧于懦退。今一征而擒三叛，大虏吴众，席卷淮浦，俘馘十万，可谓壮矣。而未及安坐，表王基之功；种惠吴人，结异类之情；宠鸯葬钦，忘畴昔之隙；不咎诞众，使扬士怀愧，功高而人乐其成，业广而敌怀其德，武昭既敷，文算又洽，推此道也，天下其孰能当之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