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这个斗争尚未终结。赞成宗教世界观的人们，遵循着“最好的防御乃为进攻”的旧格言而行动。他们问：“何物科学乃敢轻视我们数千年来普度众生的宗教吗？科学究曾有何种功绩吗？它能给我们以更好的希望吗？据它自称，它是不能给我们安慰，使我们高尚的。因此，这种利益虽极重要，现在可暂置不论，然而它所给我们的知识究竟还有何种价值呢？它能告诉我们，宇宙如何创始，如何结局吗？它能给我们一种一贯的宇宙观吗？它能指示我们，生命之未经解释的现象如何解释，或精神的力量如何感知无生物呢？假使它能如此，我们便向它致敬。然而它不能如此，这种问题它没有解决过一个。它只是给我们知识的不相协调的碎片，由事物的整体之中收集互相一致的观察，美其名为定律而予以任意的诠释。它的结论完全不确切。它所教导的都是仅有暂时性的真理；因此，今天以为是最高的智慧，明天便为他人的实验所推翻了。最晚出的错误便被定名为真理。却要我们为这种真理而牺牲最高的善！”
诸君——你们若自认为科学世界观的拥护者，想不至为这种批评家的攻击而动摇。在帝政的奥国时期，曾流行着一种传说，我愿在此一述。有一次老皇帝在接待他所不喜欢的政党代表时，他动了气，说：“这不再是寻常的反抗，而是结党背叛的反抗。”同样，你们也可觉得由于科学不能解决宇宙之谜而对它的责备也是不公平的、恶意的夸大。科学没有太多的时间作出这个惊人的成就。它还很年轻，只是近来发展的人类活动。举几个历史日期来说吧。我们要记得自从开普勒发现行星运行的定律至今仅有三百年；将日光分析为光谱色而又提倡地心吸力说的牛顿卒于1727年，即二百余年之前；拉瓦锡发现氧气约稍前于法国革命。我现在可算是年纪很大的老人，但以之与人类发展的全时期相比，则个人的生命为时甚暂，查理·达尔文刊布其物种起源时，我已出世了。发现镭的比埃尔·居里生于同年，即1859年。你们若逆溯精密的自然科学的创始于希腊人，于阿基米德，或于哥白尼的先驱萨莫斯的阿里斯塔克（Aristarchus of Samos），约当纪元前250年，或竟逆溯至巴比伦人创始的天文学，也不过在人类学所规定的从猿进化为人类的十万余年的长时期中的一个小小的片段。我们还要记得前世纪的新发见如此之多，科学的进展如此迅速，便足使我们对于科学的未来抱有无限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