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幽州文士集团的覆亡
在对燕政权前后两个阶段的差异做出探讨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对其与战后河北格局的关系进行论述。彼得森指出，保留安史降将是唐朝的既定政策④,而蒲立本则观察到宝应元年(762)诸将归唐与至德二
载(757)史思明伪降之间存在着高度的相似性和处置思路的延续性⑤。最近，仇鹿鸣从这种延续性中发现了两次平叛的重要差异，即光复两京后唐朝力求严惩“贰臣”,而最终平叛时却“采取怀柔绥服的政策”。①上述研究抓住了唐朝平叛的本质，与传统史家专意苛求一人一事相比较，无疑是巨大的进步。不过这种论述还有很大的辨析空间，尤其是当我们从燕朝内部出发，注意到史燕革命所产生的分水岭作用时，会发现安史易代之际其内部士人群体遭受重创，而真正的武将问题其实是由史思明带来的。有鉴于此，我们有必要对燕政权的文士和武将分别予以探讨，以便更为深入地观察河北藩镇格局在最初孕育时的种种蛛丝马迹。
作为一次蓄谋已久的政治行动，安禄山发动的叛乱从一开始就具有两方面的特点。一方面，武力征战是其僭伪后的主要行动；另一方面，重要决策却出自身边幕僚。正是安燕前期特殊的政治目的，以及安禄山一人独尊的权威，造成了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也正因此，无论对于力求早日平叛的唐朝抑或是心怀不轨的史思明来说，安燕的高层文官群体都是其打击的重要对象。表面上胡人跋扈的安燕时期，其命门却恰在安氏父子身边的这群士人身上，我们可将这个群体称为“幽州文士集团”。他们是安禄山在叛乱前所建立的以寒族文人为主的幕僚集团，大致形成于天宝后期，多以文学知名或晋身。按照《旧唐书》的说法，禄山“引张通儒、李庭坚、平冽、李史鱼、独孤问俗在幕下，高尚掌书记，刘骆谷留居西京为耳目”②,这为我们列出了幽州文士集团中最为核心的人员名单。上述诸人中，张通儒，天宝十载(751)由大理寺外调至河东任节度留后判官③,加入了安禄山与吉温的政治联盟；十三载(754)兼任群牧都使判官，协助新任群牧都使的安禄山交接并清点群牧①。平冽，天宝六载(747)十二月尚以监察御史的身份参与办理杨慎矜案②,说明他是此后才进入幽州文士集团的。李史鱼，开元二十一年(733)应制科举之多才科及第③,天宝十载(751)曾与宋昱同撰《唐张君神碑》,后者当年以中书舍人知铨选④,说明李史鱼当时仍在京师为官。⑤而到了天宝十二载(753),他已经代表安禄山巡视德州了。⑥据此来看，李史鱼可能是在天宝十一载(752)前后进入幽州幕僚系统的。至于高尚，尽管未由科举入仕，但少时即“甚得文章之名”,并因此于天宝六载(747)经安禄山奏为平卢掌书记，“出入(禄山)卧内”。⑦同样在天宝十二载(753)巡视德州的阎宽，天宝六载(747)尚以醴泉尉的身份撰写《温汤御球赋》①,推测也是随后进入幽州幕僚系统并得授监察御史。由此可见，安禄山的幕僚群体是一个在特定时间段形成的拥有类似背景的文人政治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