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法、加等国学者异军突起之际，美国学者丝毫没有放慢他们的研究步伐。获有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和斯坦福大学三校哲学博士学位的中国教育思想史专家、香港大学教育学高级讲师的美国学者休伯特·布朗（Hubert O. Brown）于1987年在前述《中国的教育和工业化的世界：文化传递研究》一书中发表了《中国教育中的美国进步主义：陶行知个案》的长篇论文。与巴斯蒂一样，布朗也是运用文化传播学理论来探讨陶行知与西方教育关系的。但两人的着眼点却不同：巴斯蒂主要是宏观透视，布朗则侧重于微观考察。比较起来，布朗的研究更为细致缜密。布朗在剖析了陶行知与杜威以及美国进步主义教育的关系后断定：“可以毫不含糊地把确切存在他（指陶行知——编者注）思想和行动中的事物归诸进步主义的影响，是很成问题的。从其作品来看，陶显然使用了进步主义的修辞，然而，若就任何具体事物作较仔细的检查，那么他所依仗的实质，至多只是部分的，而且有时整个都可怀疑。许多中国进步主义者都是这种情况，但陶行知尤其如此：他可能接受了进步主义的见解和朝气，在有些事情上接受了杜威所提倡的专门实践。尽管如此，他观念和行为的源泉、延伸和远景，极显然是扎根于陶的个性，他使中国适应社会上存在的文化类型和使西方文化移入的模棱两可性，以及中华民国发展中的历史形势。毫无疑问，陶受到了进步主义的影响，但却是略似太阳的引力使掠过它的星光偏移的方式，而星光的源头和归宿是在别的地方。”不管布朗的结论是否符合历史实际，但他注重探讨文化传播过程中传播者、传播物、传播渠道和被传播者诸种因素之间的复杂关系，为人们提供了一条新思路，反映出欧美陶行知研究的新动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