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语有曰：“出于礼者入于刑。”由今思之，殊觉无所措手足。所以然者，一以古代社会拘束个人之力较强，一亦由古之礼皆原于惯习，为人人所知，转较后世之法律为易晓也。古者“君子行礼不求变俗”（《曲礼》），亦以此。后世疆域日扩，各地方之风俗各有不同，而法律不可异施，个人之自由亦益扩张，则出礼入刑之治不可施矣。此自今古异宜，无庸如守旧者之妄作慨叹，亦不必如喜新者之诋訾古人也。
古代之出礼入刑，其以社会惯习拘束个人，诚觉稍过，然“无情者不得尽其辞”（《大学》），“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论语·子张》）其维持道德之力实较大，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必期其“有耻且格。”（《论语·为政》）为下者固不容貌遵法律而实挟奸心，在上者亦不容以束缚驰骤为治之极则。斯时之风俗必较朴实，而民情必较淳厚，其得失固足与自由之扩张相偿，不容以此疑古代法网之密也。
《周官》：大司寇“以五刑纠万民。一曰野刑，上功纠力。二曰军刑，上命纠守。三曰乡刑，上德纠孝。四曰官刑，上能纠职。五曰国刑，上愿纠暴。”大司徒“以乡八刑纠万民。一曰不孝之刑。二曰不睦之刑。三曰不婣［姻］之刑。四曰不弟之刑。五曰不任之刑。六曰不恤之刑。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乱民之刑”。孝、弟、睦、婣［姻］、任、恤，即“乡三物”中之“六行”也。大司徒之职又曰：“凡万民之不服教而有狱讼者，与有地治者听而断之。其附于刑者归于士。”大司寇之职，“以圜土聚教罢民。凡害人者，寘之圜土而施职事焉（《注》：“以所能役使之。”），以明刑耻之。”（《注》：“书其罪恶于大方版，着其背。”）又曰：“以嘉石平罢民。凡万民之有罪过而未丽于法而害于州里者，桎梏而坐诸嘉石，役诸司空。”司徒固主教之官，即司寇亦欲作其廉耻，冀其悔改，而不欲遽加以刑罚。“不教而杀谓之虐”（《论语·尧曰》），在古代固非空言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