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部经验表明马克思关于经济对政治具有决定性的见解是睿智的。精英想要成为真正的统治阶级，并且看起来他们似乎拥有了每个人都想拥有的权力，比如克格勃（KGB）[29]、古拉格（GULAG）[30]和经受训练的政党，但它们却无法将自身建立在生产基础上，他们制订“计划”“法令”“规则”“改革”，但他们却提供不了物品。事情就是这么简单。
总结一下这段历史概述：在前资本主义时期，资本形式出现了。在资本主义时期，它控制了生产并将这种物质形塑为它的充分内容。在后资本主义时期，资本的这种形式被废除，但它的物质前提却没有被根本转变而只是在新社会关系内部得到控制，这在形式和物质总是不能达到新的有机统一（organicity）的背景下引发了物质基础变形的不可控过程。[31]
超越资本
在本章最后一部分，我将深入研究梅扎罗斯的一本引发关注和激烈讨论的新书，该书包含一种转变理论，值得在其自身解释的意义上予以讨论，并且也值得在进一步阐明我自己关于苏联的观点（这与梅扎罗斯观点有重合）的意义上予以讨论。虽然社会主义替代选择的必然性被再次断言，但梅扎罗斯也研究了苏联解体的原因。正如其书标题“超越资本”（Beyond Capital）所表明的，该书核心主题是不仅有必要超越“资本主义”而且有必要超越“资本”。因此一切取决于这种区分的一致性。特别是，它被用来把苏联模式的生产体制描述为仍处于“资本”控制之下的“后资本主义”。梅扎罗斯说：“苏联模式的后资本主义社会的悲剧在于……它们走了一条‘避难就易’——没有彻底克服资本制度的物质前提就设定社会主义——的路线。”[32]这一点在有吸引力的“资本统治的变化形式”一章中有过概述。资本新陈代谢以对异化劳动的统治、交换对于使用价值的主导地位和劳动的等级分工为基础，并由扩张的强制性所驱动。作为具有自身逻辑和连贯性的体系，它无法在没有解决和替代这种核心物质变换秩序的情况下改变。对表面现象的小修小补（例如法律约定）不会改变这些基本原则。因此梅扎罗斯认为，如果没有对于资本新陈代谢功能的积极超越，“劳动本身就会自我挫败地继续再生产着反对它自己的资本力量以反对劳动自身”[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