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 吕振羽：《中国政治思想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6页。
[55] 侯外庐：《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自序》，长沙：岳麓书社，2010年，第1页。
[56] 侯外庐：《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自序》，长沙：岳麓书社，2010年，第2页。
[57] 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五卷《自序》，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
[58] 胡绳：《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序言》，上海：生活书店，1948年。
[59] 参见白寿彝、瞿林东：《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载《史学史研究》，1983年第1期。
[60]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97～698页。
第三章 史官制度和修史机构
第一节 史官制度
一、先秦时期的史官
中国古代史官建置甚早，这是中国素以史学发达著称于世的原因之一。据《周官》、《礼记》等书所记，三代所置史官名称甚多，有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之别。史官职责亦各有异：太史掌国之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内史掌书王命，外史掌书使乎四方，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礼记·曲礼上》还说：“史载笔，大事书之于策，小事简牍而已。”这说明史官对所记之事是有选择和有区别的。在最早的古代历史文献之一《尚书》中，有多处提到“册”与“典”。如《尚书·多士》：“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册和典，当是两种官文书，有不同的性质和内容，有不同形式的体制，其详情尚有待研究，它们同史官职掌是有关系的。《尚书》中还多处记载了“史”或“太史”的活动，如《金縢》称：“史乃册祝。”《顾命》称：“太史秉书，由宾阶，御王册命。”《立政》称：“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苏公，式敬尔由狱，以长我王国。兹式有慎，以列用中罚。’”史官在这里要参与册祝、秉书、决狱等活动，在很大程度上还有一种神职的性质。史官的这种性质，一直延续到春秋时期。从确切的文献记载来看，周代的史伯是一位很有历史见识的史官。《国语·郑语》记他同郑桓公论“王室将卑，戎狄必昌”、诸侯迭兴的谈话，是先秦时期很有分量的政论和史论。周代还有一位史官叫史佚，也受到后人的推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