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臣愚以谓为国者，当务实而已，不求其名。诚使民尽力耕田，赋输以养兵，终身无复征戍之劳，而朝廷招募勇力强狡之民，教之战阵，以卫良民，二者各得其利，亦何所不可哉！富民之家，取有余以贷不足，虽有倍称之息，而子本之债，官不为理。偿进之日，布缕菽粟，鸡豚狗彘，百物皆售，州县晏然。处曲直之断，而民自相养，盖亦足矣。至于田赋厚薄多寡之异，虽小有不齐，而安静不挠，民乐其业。赋以时入，所失无几。因其交易，而质其欺隐，绳之以法，亦足以禁其太甚。昔宇文融括诸道客户，州县观望，虚张其数，以实户为客，虽得户八十余万，岁得钱数百万，而百姓困弊，实召天宝之乱。均税之害，何以异此！
凡此三者，皆儒者平昔之所称颂，以为先王之遗法，用之足以致太平者也。然数十年以来，屡试而屡败，足以为后世好名者之戒耳。惟嘉祐以前，百役在民。衙前大者主仓库，躬馈运，小者治燕飨，职迎送，破家之祸，易于反掌。至于州县役人，皆贪官暴吏之所诛求，仰以为生者。先帝深求其病，鬻坊场以募衙前，均役钱以雇诸役，使民得阖门治生，而吏不敢苛问。有司奉行，不得其当，坊场求数倍之价，役钱彀宽剩之积，而民始困踬不堪其生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