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来，最直截了当的办法似乎是现在就到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家里去，打听出了什么事没有，如果出了事，究竟是什么，在一切都已确有把握以后，再按彼得·伊里奇坚决要做的那样，去找警察局长。然而，夜是那么黑，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家的大门那么笨重结实，又必须去敲门，再说他和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又不大熟，如果他敲门了，人家给他开了门，却什么事也没有，那样一来，好嘲笑人的费多尔·巴夫洛维奇明天一定会把这个消息当笑话散布全城，说半夜里有一个不相识的官员彼尔霍金闯进他家里来，打听他是不是被人谋杀了。那可真是出丑！彼得·伊里奇平时最怕的就是出丑。但是，那股使他入了迷的感情是那么强烈，所以他恨恨地跺了跺脚，又骂了自己一声，还是马上重新又上路了，但并不是到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家去，而是到霍赫拉柯娃太太家去。他想，他要问她：她是不是曾在什么时候给过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三千卢布。如果回答是否定的，他就立刻去见警察局长，不必再先到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家去了，如果情况相反，那就把一切事情搁到明天再说，直接回家去。这里，读者虽然马上会想到，一个年轻人深更半夜，差不多十一点钟的时候，跑到一个完全不认识的上流社会的太太家里去，甚至说不定要把她从床上叫起来，就为了问她一个在当时看来显得十分离奇的问题——做这样一个决定，其中包含的出丑的可能，也许比到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家去还要多。但是最精细冷静的人，有时却往往会做出这样的决定来，特别在当时的那种情况之下。彼得·伊里奇在当时的那一刹那，简直完全不是冷静的人了！他后来一辈子都记得，当时有一种抑制不住的不安心情逐渐地支配了他，最后折磨得他万分痛苦，甚至使他做出不顾一切的事来。当然，尽管这样，他一路上还是一直为自己到这位太太家里去而责骂自己，但是“我要做到底，做到底”——他咬紧牙根，反复说了十几遍，而且最后终于实行了自己的决心——做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