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陶行知为普及教育考成所制订的首要标准是，“学龄以上之人民百分之九十会读千字课，百分之九十五会用汉字签自己的姓名并会写中华民国。” 《中国普及教育方案商讨》，这无疑是低标准，与普及“六大训练”和使“三个现代化”达成的目标格格不入。
[4] 有时，陶行知认为“工学”只是学校教育的改良，站在工学团的立场上对它敬谢不敏。有时，又推广“工读”设计，认为南通中学的工读做法应该大力推广。
[5] 陶行知在致潘畏三的信中说，“过去我们之所以提出艺友制，不是用来代替学校，而是用来补职业教育或人才教育之不足……这一点不辩明，有些人又可以用作借口来说我们是企图取消学校教育了（这是一种带着挑拨性的话），而这绝非我们的本意。”
[6] 陶行知在《普及教育小史》中说，“这十几年来，我有时提倡平民教育，有时提倡乡村教育，有时提倡劳苦大众的教育，不知道的人以为我见异思迁，欢喜翻新花样，其实我心中只有一个中心问题，这问题便是如何使教育普及，如何使没有机会受教育的人可以得到他们所需要的教育。” 教育权的平等获取等于普及教育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