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注意的是，设施类提案3将社会教育开展与新生活运动结合起来。1934年2月19日，蒋介石在南昌行营礼堂的总理纪念周上作了《新生活运动之要义》，希望民众将传统的“礼义廉耻”结合到日常的衣食住行中，从而达到“改革社会，复兴一个民族和国家”。作为一场由政府主导的社会改良运动，被“以教育改造达社会改造”的社会教育界人士敏锐意识到契合点并迅速提出相应提案。沈世祺、丁明德“本社应请全国社会教育机关一致实施新生活运动案”中宣称新生活运动为增进全民生活向上发展的一种革命运动，与民众教育的目标一致、内容相互联系，认为“新生活运动为具体而微之民众教育”，并征引杜威“教育即生活”，说明“新生活运动与民众教育，不仅具有天然实质之关联，实为相互并容之一体。如二者相互并进，达成一片，则成效自日益显著矣。故今后之中国社会教育，应注意于新生活运动之实施，而由全国各社会教育机关以各种方法努力推行之”。相对沈、丁二人“由大会推举五人，起草实施办法，交理事会通过后，请全国各社教机关实行”的高调，谢巾粹提案低调不少，他的“请通函各省市教育厅局转令所属各社教机关组织民众新生活表率队，劝导民众实行新生活案”，其理由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