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路通商，似亦先秦即有之。《史记·货殖列传》言番禺为“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此即后世与外地交易之品也。《汉书·地理志》曰：“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崖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所至国皆禀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杀人。又苦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来还。大珠至围二寸以下。平帝元始中，王莽辅政，欲耀威德，厚遗黄支王，令遣使献生犀牛。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汉勤远略，不在于南，知此道必非因国家之力而开，亦贾人所通也。大秦尝欲通中国，为安息所阂，不得达。至桓帝延熹九年，其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后汉书·西域传》）。孙权黄武五年，大秦贾人字秦伦，又来交趾，太守吴邈遣送权（《梁书·诸夷列传》），亦自海道来者也。桑原氏云：“当时日南、交趾之地，为东、西洋交通中枢，西邦贾人多集其地。”时则“罗马商船独专印度洋之航海权。及佛教次第东渐，锡兰及南洋诸国与支那间，道路已通，因而支那海运渐兴，经爪哇、苏门答剌而至锡兰之航路，遂归支那人手。经南北朝以至隋唐初叶，支那商船更推广其航路。或自锡兰沿西印度海岸入波斯湾内，或沿阿剌比亚海岸至红海湾头之阿丁。当时锡兰为世界商业中枢，支那人、马来人、波斯人、哀西比亚等四方国民，来集于斯，以从事交易。及大食勃兴，阿非利加与西方亚细亚沿岸及印度河口所有港湾，前后归其版图。以故阿剌比亚人与其属境之波斯人、犹太人等，益恢张海运。遂东向经南洋诸国而通商于支那沿岸，代支那人而专有亚细亚全境之航海权。至武后天授中，阿剌比亚人之商于广州、泉州、杭州诸港者颇多，时以数万计。唐于诸港置提举市舶之官，征海关税，为岁入大宗”云（《东洋史要》，樊炳清译本）。案：国史于南方诸国记载最详者，当推《宋》、《梁》、《唐》三书，所记诸国，大抵为通市来者也。互市置官，始于隋之互市监，而唐因之。市舶司之置，新、旧《唐书》、《六典》皆不载。《文献通考》曰：“唐有市舶使，以右威卫中郎将周庆立为之。唐代宗广德元年，有广州市舶使吕太一。”案：庆立事见《新书·柳泽传》（《传》云：“开元中，转殿中侍御史，监岭南选。时市舶使、右威卫中郎将周庆立造奇器以进，泽上书曰：不见可欲，使心不乱，是知见可欲而心必乱矣。庆立雕制诡物，造作奇器，用浮巧为珍玩，以谲怪为异宝，乃治国之巨蠹，明王所宜严罚者也。昔露台无费，明君不忍；象箸非大，忠臣愤叹。庆立求媚圣意，摇荡上心。陛下信而使之乎，是宣淫于天下；庆立矫而为之乎，是禁典之所无赦。陛下新即位，固宜昭宣菲薄，广示节俭，岂可以怪好示四方哉！书奏，玄宗称善。”案，雕制诡物，或亦抚放异国之物欤？），吕太一事，见《旧书·代宗纪》（《纪》云：“广德元年十二月甲辰，宦官市舶使吕太一逐广南度使张体，纵下大掠广州。”）。又《新书·卢怀慎传》：子奂，“天宝初，为南海太守。南海兼水陆都会，物产瑰怪，前守刘巨鳞、彭呆皆以赃败，故以奂代之。污吏敛手，中人之市舶者，亦不敢干其法，远俗为安。时谓自开元后四十年，治广有清节者，宋璟、李朝隐、奂三人而已。”然则唐市舶使之置，多以武人、宦官为之，黩货无厌，以利其身，损国体而敛怨于远人，云为岁入大宗，盖《东洋史要》亿度之语。泉杭诸州曾置市舶司，亦无文谓于诸港皆置提举，亦不审之谈也。及宋代而设置渐多，其可考者有杭、明、温、秀、泉、广诸州及华亭、江阴、板桥（镇名，属密州，即今青岛也）。初以州郡兼领，元丰中，令转运司兼提举，后又专置提举，亦数罢归转运。又有令提刑安抚兼领者。所税香药、犀、象，往往以酬入边充钞本，始真于国用有裨矣（《宋史·食货志》：崇宁三年，“令蕃商欲往他郡者，从舶司给券，毋杂禁物、奸人。初，广南舶司言，海外蕃商至广州贸易，听其往还居止，而大食诸国商亦丐通人他州及京东贩易，故有是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