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要离开家乡，离开这条河这些桥，离开父母，离开啼哭的妻子和自己尚未懂事的孩子，前往遥远的城市求取学业，我们为什么还要想着北方的长城？为什么？我们应该去问问高层领导们。他们了解我们。总在考虑忧心的大事的高层领导们知道我们的事，清楚我们这小小的手艺，他们知道我们全坐在这些低矮的棚屋里，傍晚父亲当着家人做的祈祷他们或许满意，或许不满意。如果允许我这样想高层领导们的话，那我就得说，按照我的观点，这个高层领导们从很早以前就已经存在了，但是他们却不碰头，大概是受被清晨的一个美梦的刺激，朝臣们急急忙忙召开了一次会议，急急忙忙作出决定，到晚上就叫人击鼓将百姓从床上召集起来解释种种决定，尽管那无非就是为了办一次祭神灯会，那神昨天曾向这些先生显示过吉兆，可到第二天街灯刚刚熄灭，他们就在一个昏暗的角落里被痛打了一顿。其实这个高层领导们可能一直存在着，修筑长城的决定也一样。无辜的皇上以为是他下诏修筑的长城。我们修过长城的人知道不是这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但是我们沉默着。
从修筑长城一直到今天，我几乎一直单攻比较世界史——有些问题只有这种方法才能在一定程度上触到它们的神经——我在研究中发现，我们中国人对某些民众和国家的机构无比清楚，而对其他机构又无比模糊。探寻这些原因，尤其是探寻后一现象曾一直吸引着我，如今也一直吸引着我，而这些问题就涉及长城的修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