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原因是东方社会的文明程度，包括生产、交往水平过于落后所致。“节省用水和共同用水是基本的要求，这种要求，在西方，例如在佛兰德和意大利，曾促使私人企业结成自愿的联合；但是在东方，由于文明程度太低，幅员太大，不能产生自愿的联合，因而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进行干预。”[35]
的确如此，历史越是往前追溯，地理环境对生产方式和社会发展的影响就越大，古代埃及文明、巴比伦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国文明同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和黄河流域就存在某种联系。所以，马克思提出，要研究各种自然条件——地质条件、地理条件、气候条件以及其他条件，并明确指出：“不同的公社在各自的自然环境中，找到不同的生产资料和不同的生活资料。因此，它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产品，也就各不相同。”东方社会特殊的地理环境以及文明发展程度过于落后造成其“没有私有土地的所有权”，国家成为土地的“唯一所有者”。在这种所有制形式中，土地通过公社定期分配给各个家庭使用，不得转借、出让、买卖或传给家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认为“在亚细亚的（至少是占优势的）形式中，不存在个人所有，只有个人占有”[36]，即不存在土地私有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