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只有李泌的身份、资格和经历才能使皇帝听从他的意见，换了别人，恐怕就不一定是这个结果了。诚谏，是要有一定的条件的，否则，诚谏便成了卖直取忠，便是陷君主于不义，便是杀头灭族之罪。
中国古代的“舆论监督”
【引言】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君主是否能够纳谏，确实是一个朝代的政治是否开明的重要标志。因此，有远见的士大夫往往十分注重进谏和纳谏的问题。诸葛亮在《出师表》中就曾以披肝沥胆的心情来规劝后主纳谏，他说：“亲近贤臣，疏远小人，这是先汉（西汉）所以兴盛的原因；亲近小人，疏远贤臣，这是后汉（东汉）所以衰败的原因。先帝在世的时候，常常和我谈到这件事，没有一次不对桓帝、灵帝（东汉末期的皇帝，任用外戚和宦官）表示嗟叹、痛恨。侍中郭攸之、尚书陈震、长史张裔、参军蒋琬等人，这些都是一些坚贞、诚实的人，是一些能够以死报国的臣子，希望陛下来亲近他们，信任他们，那么，汉室的兴旺，就指日可待了。”
【事典】
唐宪宗元和元年（公元806年），著名的大诗人元稹被宪宗任命为左拾遗，这个官名本身就很有意思，有拾遗补缺之意。元稹是一个较为关心民生疾苦的人，他就谏官的职任问题上书皇帝，他在奏章中说：“过去，太宗任命魏征为谏官，自己无论宴饮游乐，还是寝息就餐，时时刻刻都让他们跟随在身边，还命令三品以上官员入朝计议重大政务的时候，一定要派遣一位谏官跟随，以便检验各种议论的优劣，当时天下政治修明，与此有很大的关系。现在的谏官，其状况就不同了。首先，不能得到圣上的召见，其次，不能参与当前的政务，只是跻身于朝班的行列之中，按时上朝拜见圣上罢了，谏官不能发挥其独特的作用，实际上形同虚设。希望陛下经常在延英殿召见谏官，让他们尽其所能地发表意见。怎么能够将他们安置在谏官的职位上又对他们弃置不顾，并且疏远贱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