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以上分析来看，颇疑盗羊之事发生于赵含章案之后幽州普遍核查赃物的背景之下，而发其赃罪之节帅，正是继任的薛楚玉或张守珪中的某一位。这段往事我们曾在此前探讨开天之际的幽州格局时详细论及，兹仅就核赃一事再予扼要梳理。开元二十年(732)六月，"幽州长史赵含章坐盗用库物，左监门员外将军杨元方受含章馈饷，并于朝堂决杖，流滚州，皆赐死于路”③,此后薛楚玉节制幽州一年，至开元二十一年(733)秋张守珪到任。当年九月，时任平卢军使的高钦德“终于柳城郡公舍”④,次年已自幽州经略军副使任上贬为左威卫中郎将的翟选“终于幽郡之第”⑤,而幽州节度副使康令恽也于同时去世⑥。事实上，赵含章远非坐赃赐死般简单，而高、翟、康三人也恐非善终。首先，从墓志来看，高钦德系高丽降户首领，翟选为丁零人或鲜卑人，而康令恽则可能为粟特人。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三位掌握当地核心军事力量的蕃将相继谢世，家室亦受波及。其次，赵含章心腹幕僚杜孚的墓志中有“部曲且死，占募何从”、“感栾生之义，哀赵氏之孤”①的说法，其中用以隐喻的晋国栾氏、赵氏都是因政治斗争遭遇族灭，而作为“部曲”的杜孚也确实在五个月后故去，可见赵含章绝非简单的因“盗用库物”获罪。最后，也是最为关键的是，在平卢军使高钦德故去之后，玄宗在给张守珪和安禄山的一封敕书中即有“禄山义勇，武用绝人，谋帅得贤，裨将复尔”以及"冬初薄寒，卿及禄山并诸将士已下，并平安好”等语②,这是安禄山自开元初投奔岚州后再次出现在史料中。蒲立本认为安禄山系张守珪从河西带至幽州的心腹旧将③,但这种推测很难立足。考虑到位高权重的赵、高诸人相继获罪故去，安禄山更像是新到任的张守珪有意提拔的当地将领，他的发迹仍然离不开当时幽州局势的整体变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