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是对20世纪80年代中国美学文艺学知识生产展开了具体的反思。文章专门选择了普遍主体与人的自由解放、文艺与审美活动的超功利等80年代美学文艺学的主导性话语进行讨论。陶东风认为，这些话语背后的理论预设就是西方启蒙主义现代性话语，正是依靠西方启蒙主义现代性的理性主义、历史主义、自由解放、普遍主体等话语，80年代的美学文艺学话语才具有了合法性，并在知识场域中占据主导性位置。同时，80年代的美学文艺学主导话语又与当时的政治权力场域有着紧密的关联，充当了当时思想解放的急先锋。也正是凭借这种具有合谋嫌疑的关系，它才成了主导话语。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陶东风在自觉反思的同时，也进行了自觉的知识建构。通过反思，陶东风发现了20世纪80年代美学文艺学主导话语的建构史，同时也看清了它在90年代以来所遭遇的失效、冷遇乃至拒绝的困境。这种困境主要表现在80年代美学文艺学主导话语所具有的二元对立特点、自主性与超功利色彩以及自由解放等启蒙现代性的内质已经难以与90年代以来的社会文化语境相契合。为此，陶东风提出要把文化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引入美学文艺学研究。换言之，文学理论要走具有历史化、语境化特点的文化研究式的知识生产之路。从后来的文学理论发展来看，且不说文化研究渐趋成了主导性的知识话语，单说它引发了文学理论知识场域的震荡这一点，就足以见出该文反思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