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荆歌的《天堂水》中，我们看到了即使是平静温婉的苏州水，也会突露狰狞，仅在宋元的近400年间，就有30多次关于大水灾的记录。明代到解放后的史料中更是屡见水患记录，荆歌将这些史料细心地组织陈列下来，似乎不带感情色彩的地点、时间、数字，却都坚硬而沉重地敲打着记述者与阅读者的内心。
珠江在全国众江河中，算是脾气不大的了，但是沈仁康的《山高水长花珠江》告诉我们，珠江的自然灾祸也不少：洪水、干旱、台风、咸潮，风不调雨不顺的年头绝非罕见。尤以鸦片战争到新中国那段时期为甚，仿佛在国家积贫积弱、民不聊生的年代灾难也跟着起哄，在民国四年更是发生了有历史记载以来的最大洪水。水灾之后又往往是干旱，田地龟裂、禾稼失收、淡水缺乏，若遇天文大潮，海水倒灌，饮水都成问题。北江作为珠江的第二大水系，当然遭遇了1915年的特大洪水，李钟声与刘迪生在《涛声如歌——北江治水纪事》中叙写了广州市区因此遭受的空前水灾，全城三分之二受淹，“死人塌屋”情况严重，加上十三行商民午炊失慎，酿成火灾，市民就这么处在了前遇洪水，后遭火灾的困境之中。1915年之后，北江流域又经历了诸如1994年6月、2005年6月等多次严重水患，但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红色防线”北江大堤的庇护下，凭着中国人民解放军这支有着光荣传统的部队英勇无畏的抗洪抢险斗争，沿岸居民的受灾程度得到了有力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