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思考，我们又会看到，鲁迅所说的文艺与政治的冲突其实又是文学家和政治家的冲突。那么，为什么文学家与政治家不能握手言和却总是要兵戎相见呢？鲁迅的分析是这样的：“文学家是感觉灵敏了一点，许多观念，文学家早感到了，社会还没有感到。”而一旦他感觉到什么，他往往不会闷在心里，而是会通过种种方式把他感觉到的东西说出来。一些话30年、50年之后说出来可能已不稀奇，甚至已成为一个社会的共识，但是你在30年、50年之前把它说出，无异于石破天惊：“他说得早一点，大家都讨厌他。政治家认定文学家是社会扰乱的煽动者，心想杀掉他，社会就可平安。殊不知杀了文学家，社会还是要革命；俄国的文学家被杀掉的充军的不在少数，革命的火焰不是到处燃着吗？文学家生前大概不能得到社会的同情，潦倒地过了一生，直到死后四五十年，才为社会所认识，大家大闹起来。政治家因此更厌恶文学家，以为文学家早就种下大祸根；政治家想不准大家思想，而那野蛮时代早已过去了。”
当鲁迅如此为文学家定位的时候，他所谓的文学家已不再是单纯的文学家，而是具有了许多现代知识分子的特征。美国当代理论家萨义德（Edward W.Said）认为：真正的知识分子是“特立独行的人，能向权势说真话的人”，他们“尤其必须是处于几乎永远反对现状的状态”。“在黑暗时代，知识分子经常被同一民族的成员指望挺身代表、陈诉、见证那个民族的苦难。”[20]结合鲁迅对文学家的使命的相关论述，他的思考与萨义德对现代知识分子的定义确实有异曲同工之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