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而言，《史记》的本纪、表、世家、书、列传五种体例在司马迁之前也都已出现了。关于本纪，刘知幾认为它取于《春秋》。《史通·本纪》曰：“盖纪之为体，犹《春秋》之经，系日月以成岁时，书君上以显国统。”这一观点大体符合十二本纪的记事情况，因而为历代学者普遍赞同。关于十表，赵翼曰：“《史记》作十表，昉于周之谱牒，与纪、传相为出入。”[69]而梁启超则认为“十表稽谍作谱，印范于《世本》”[70]。关于八书，司马贞《史记索隐》曰：“书者，五经六籍总名也。此之八书，记国家大体。”[71]赵翼认为“八书乃史迁所创，以纪朝章国典”[72]，而梁启超却认为八书详记政制，蜕形于《尚书》。关于世家与列传，梁启超认为世家、列传既宗雅记，又采琐语，则《国语》之遗规[73]。范文澜则指出“汲冢得《穆天子传》一卷，是战国史官固有专为一人作传之例矣。《伯夷叔齐列传》有其传曰：是古有伯夷叔齐传”[74]。显然，《史记》五体，俱有所本，均非史迁首创。
在司马迁著《史记》之前，本纪、世家、年表、列传等五种体例（或体例的因素）虽然都已出现了，但此五种体例互不联属。司马迁著《史记》，将五种体例编写方法加以完善，并且使其相辅相成，从而集“五体”之大成，创作出一种新的综合体史著。不仅如此，《史记》突出以人物为中心记述三千余年的历史，将纪传体与通史结合起来，无疑是对先秦以来史书体例的重大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