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学者对中国史学的评价，至少也有200多年的历史了。1765年，法国的伏尔泰在其所著《风俗论》一书中写道：
我们在谈论中国人时，不能不根据中国人自己的历史。他们的历史已由我们那些热衷于互相诘难的各个教派——多明我会、耶稣会、路德教派、加尔文教派、英国圣公会教派——的旅行者们所一致证实。不容置疑，中华帝国是在4000多年前建立的。……
如果说有些历史具有确实可靠性，那就是中国人的历史。正如我们在另一个地方曾经说过的：中国人把天上的历史同地上的历史结合起来了。在所有民族中，只有他们始终以日蚀月蚀、行星会合来标志年代；我们的天文学家核对了他们的计算，惊奇地发现这些计算差不多都准确无误。其他民族虚构寓意神话，而中国人则手中拿着毛笔和测天仪撰写他们的历史，其朴实无华，在亚洲其他地方尚无先例。[14]
伏尔泰所论，不一定都十分确切，但他强调大约4000年以来的中国史，即从夏朝以来的历史，是“人”的历史，中国史书所记载的是人的活动，这大抵是符合实际的。其后，德国的黑格尔对中国的历史学家的“层出不穷”感到惊叹[15]，英国的李约瑟对中国古代史官记事和编撰“朝代史”及其“客观性”大加赞扬。[16]伏尔泰、黑格尔、李约瑟分别是18世纪、19世纪、20世纪学者中评论中国史学的代表人物。应当看到，20世纪以来，评论中国史学的外国学者越来越多了。这见于近年来有些中国学者撰写的国外“汉学”（“中国学”）的研究论著。但最有代表性的，还是“剑桥中国史”中的史学部分。至于对20世纪的中国史学的评论，或许是巴勒克拉夫的《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更具有代表性。限于篇幅，对于前者这里不做进一步说明；对于后者，也只能简略地谈一点认识。